疫情期間堅守崗位27天，岳陽民警董銳突發心臟病殉職

老好人“董哥”的AB面

44歲的董銳和同事們不一樣，學文科的他在公安系統幾乎“寫了一輩子材料”，生活平淡無奇。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心臟不好的他剛出院，卻出人意料地主動寫下請戰書。連續工作27天，發完最后一封工作郵件，他倒在了2020年的春天里，沒來得及兌現和妻子一起去北京大醫院看病的承諾。

圖為董銳生活照。

剛出院就寫請戰書

今年是岳陽市公安局民警董銳從警的第22年。從湖南師大中文系畢業后，他先后在派出所、法制、巡警、辦公室等多個崗位工作。2015年，董銳調到岳陽市公安局警令部研究室后，負責承擔文字材料起草工作，撰寫調研報告、工作簡報等。

這是一份為人作嫁衣的工作，董銳卻甘之如飴。在汨羅市局辦公室工作期間，他先后總結出“監所管理四化法”“廢舊金屬市場規范化管理機制”等典型經驗，得到省公安廳、公安部推介。他擔任“三電一鐵”整治辦主任，協助汨羅市成功摘除全國重點整治地區“帽子”。

2017年，岳陽市公安局破獲建市以來最大的涉黑武裝販毒案，董銳牽頭走訪辦案民警近百人，撰寫近百萬字的《毒品犯罪偵查實務》，成為全市毒品案件辦理指南。

2016年，常年勞累過度的董銳被診斷出心膜發炎，斷斷續續治療了幾年，也不見好。今年1月，董銳又住進了醫院，一住就是一個多月，瘦了十幾斤。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他剛出院。

5個縣區與湖北交界的岳陽，疫情防控形勢嚴峻，壓力空前。全市公安機關承擔守卡、排查、打擊防范、重點部位守護等工作，共投入警力8000余名，仍警力不足。

看著同事們紛紛上了戰場，董銳立即向領導遞交請戰書，“雖然我身體不好，到不了最前線，但我可以到指揮部做一些工作。大家都在為疫情防控做貢獻，我不能當逃兵。”

大年初二早上8點，身形消瘦的董銳準時出現在辦公室，所有的人都很驚訝，“我們都沒想到他會來。”

“我們已經安排好人代替他，工作都移交得差不多了。”警令部副主任張英說，拗不過董銳，單位只好同意他來上班。

最后一封工作郵件

涉及全市57個卡口、定點賓館、主要交通樞紐等的防控工作信息報送、防疫通知、全市民警工作總結……疫情緊張，每天都有大量文字材料需要起草，所有人幾乎24小時在崗，董銳還要負責審核。以他認真的性格，每一個標點符號都要反復斟酌。對一個正常人來說，工作量都超負荷了，何況董銳還是個病人。

“醫生說過了，他的病需要靜養。”同事陳瓊說，雖然董銳很清楚，自己的病多少和勞累有關，但他沒把自己當病人看，什么事都親力親為，時間一長，也就沒人記得他還是一個病人了。

直到去世，和所有人一樣，董銳整整27天沒休息過了。他拖著病體，和同事編發了20萬字抗疫材料，收集、匯總、分析疫情相關數據27份，參與編寫相關調研報告等36篇。

“我說弄完了再給他把關就行。”就在董銳去世前一天上午，在7樓辦公室，同事劉志雄還見到了他。因為擔心董銳的身體，劉志雄想把一項工作搶去做，董銳一如既往地拒絕了，“他說沒關系”。

董銳的最后一天是這樣度過的：2月21日早上8點多，他發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郵件。沒多久，準備與董銳商討工作的張英走到辦公室，發現董銳心臟病發，倒在門邊。

沒人知道，他人生最后一刻經歷了什么。同事們事后推測，他應該是剛完成了一個任務，按慣例想到走廊上透透氣。

被送入醫院后，董銳還經歷了轉院。站在搶救室外，陳瓊和同事們一直在哭，“其實醫生告訴我們，希望不大，我們也做了最壞的打算。”

壞消息還是在晚上傳來。省公安廳、市局領導前往慰問董銳家屬，公安部也發來唁電悼念，表示“參與疫情防控工作以來，董銳堅持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堅守崗位，恪盡職守，以實際行動踐行了人民公安為人民的初心使命”。

“他總是想著別人”

和生活中大多數老好人一樣，董銳是一個習慣隱藏自己需求的普通中年男人，在集體里，他溫和安靜，話少，不愛爭搶。有什么好處，總是先考慮別人。

陳瓊印象最深的是，董銳去世的前一天早上，她在辦公室分草莓，先拿給董銳，董銳怎么也不肯接那一杯草莓。直到她告訴董銳，自己提了一筐草莓來，“每個人都有”。董銳用余光瞄了一下她的座位，發現她說的是實話，才高興地接過了草莓。

這些年董銳治病花費不菲，但沒人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壓力。每當同事問起病情，他都一笑而過。直到這次出院后，一次閑聊中無意說漏嘴，陳瓊才知道他每月光自付醫藥費就達到4000多元，經濟壓力特別大。

陳瓊說，董銳家住的是一套二手房，面積不大，沙發老舊，墻壁昏暗，簡陋到像從未裝修過。董銳出生農村，妻子是普通初中教師，兩人都是工薪階層，有4位老人要贍養。

“家境清貧，這么多年他卻從沒叫過一聲難。”陳瓊說，她曾建議董銳申請一下單位的貧困補助，往年這份補助一直是另一個同事的。對此，董銳表示拒絕。

“我知道他怕搶了同事的補助，就騙他說單位今年多了一個補助名額，他才將信將疑地同意了。”陳瓊泣不成聲。過年前幾天，董銳才開始領補助。

“董哥走后，我才知道原來他的人緣這么好。”陳瓊哽咽著說，自己在幫忙操辦董銳喪事的那兩天，電話被打爆了，認識的，不認識的，都要來吊唁。但因為疫情影響，大家只能在網上追悼董銳。

這個44歲的男人總是在默默幫助身邊人：辦公室里誰的活兒做不完了，他主動搶去做；小年輕們有什么不開心的事，他會在第一時間察覺，以大哥的身份予以開導；幾年前劉志雄剛進單位時，董銳手把手帶他入門。

董銳的微信號也和大部分中年男人一樣簡單，微信頭像是讀小學六年級的女兒照片。他很少發朋友圈。最后一條朋友圈，是幾個月前，局里一個司機患肝病，董銳轉發了一條幫他籌措醫療費的鏈接。

無法實現的承諾

董銳和妻子是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的同學，兩人感情甚篤。結婚多年，夫妻倆一直分居兩地，直到2013年，董銳借調到岳陽市區，兩人才結束了分居多年的生活。

董銳特別珍惜和妻子共處的時光。每天下班前，辦公室里的人都能聽見，董銳準時給妻子打電話，商量晚上吃什么。他們一起上下班，一起回家，形影不離。有時加班，午飯沒法一起吃，董銳都要和妻子報備。

董銳走后，陳瓊去他家探望，董銳的妻子接受不了他過世的事實，一直哽咽。半個月后，“嫂子聲音還是嘶啞的，一說話就哭。”陳瓊說。

一家電視臺的記者前去采訪，董銳的妻子原本答應接受采訪。記者進屋后，她情緒崩潰，痛哭失聲。最后記者也哭了，不得不取消采訪。

不善于表達的董銳，從不掩飾對妻女的深情。有段時間，董銳下班后開始自學英語，大家一問，原來女兒要學習英語。畢業多年的他決定為了女兒重拾英語。

盡管前不久董銳發病時經歷過搶救，曾處于瀕死狀態，但提起病情，他都是輕描淡寫，“大不了換個心臟”。他也隱隱流露出對自己健康狀況的擔憂，他告訴陳瓊，自己和女兒討論過生死問題。

也許是為了家人，他本來計劃忙完手上的事情就要和妻子一起去北京大醫院看看心臟，“因為實在不能拖了”，但疫情一來，這個心愿落空了。

3月下旬，董銳和全國3名犧牲在抗疫一線的民警一起被公安部追授“全國公安系統二級英雄模范”稱號。

辦公室里，他的同事盡力不望向董銳空蕩蕩的座位。只有兩本破舊的字典，提醒著所有人，它們的主人已經離開，“我們就當他去休假了，還會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