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即日起，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推出“講述”欄目，以珍貴院史、司法經驗、典型案例等為切入口，講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代代法院人砥礪初心使命，創造人民司法事業輝煌成就的生動實踐。

本期訪談對象：閆紅瑞 澤州縣人民法院原審判委員會委員、立案庭庭長（已退休）

王建國 沁水縣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張沁萍 晉城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

“楓橋經驗”是中國智慧、東方經驗

記者：“楓橋經驗”源于諸暨楓橋干部群眾的創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動實踐。作為社會基層治理的寶貴經驗，您是怎么理解的？

閆紅瑞：“楓橋經驗”是土生土長的中國智慧、東方經驗，是黨的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方法在基層治理中的體現。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諸暨楓橋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1963年11月20日，毛澤東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此后，“楓橋經驗”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賦予“楓橋經驗”新的時代內涵和歷史使命，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新時代“楓橋經驗”，其內涵是：堅持和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解決群眾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記者：結合您的工作經歷，談一談當時人民法院是如何深入踐行“楓橋經驗”的？

閆紅瑞：我是1982年在法院參加工作，1985年到1996年任晉城市原郊區人民法院大東溝法庭庭長，同時負責基層人民調解組織的指導工作，法庭每年審理近200件案件。初到大東溝法庭時，硬件設施落后，可以說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不下雨時陰暗潮濕，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辦案、調解，大家的干勁都很足。90年代加強人民法庭建設，硬件設施得到很大改善，審判庭、調解室、辦公區等一應俱全。

那些年，我們攜卷下鄉，走村串戶，深入農村一線，將司法服務觸角延伸至最基層，與村調解委員會直接對接，逐村排查糾紛，構建起一張覆蓋廣泛、反應迅速的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網絡，實現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就近化解。同時，探索出“群眾+調解干部+法官”相結合的調解方法，讓群眾敢“發聲”、會“發聲”，運用群眾自己的力量解決糾紛。

在工作中也總結出了一些經驗。我認為，調解必須以查清案件事實為基礎，調解不是無原則的“和稀泥”，要秉持法官的良知，做到言行居中，扶正壓邪。我們下鄉辦案，到了群眾家里，一邊了解案情，一邊收集證據，一邊勸導雙方，多做思想工作，很多糾紛都是在苦口婆心的調解下解決的。

1991年，閆紅瑞在人民法庭研究案卷

記者：人民法庭是踐行“楓橋經驗”的前沿陣地。您在法庭工作時，一定幫老百姓化解了不少糾紛，解決了不少煩心事。

閆紅瑞：是的，八九十年代宅基地糾紛較多，比如農村宅基地和相鄰排水糾紛、共有糾紛等等。我們法庭的調解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上，得到了群眾的一致認可，經常有一些老百姓敲鑼打鼓把錦旗送到法庭。

我記得下村鎮河東村發生了一起相鄰排水糾紛，地勢較高的前院排水不通，導致后墻潮濕發霉，墻面岌岌可危，影響到了后院建筑設施安全。因為涉及到施工費用，兩家互不相讓。發生糾紛后，法官、調解員、村調委會成員召集相鄰的村民、當事人、村干部同時在場，實地勘察，了解案情。最后由村委會牽頭，當場作出施工安排，及時解決了村民的排水糾紛。

還有一起董山村的“茅廁糾紛”，兩家因為土改時期祖遺廁所爭執不休。我來到村里，調取了兩家祖上的老土地證、私人分單（分家析產文書）等證據，結合茅廁平時管理使用狀況，判定了茅廁的歸屬權，又和村委會一起對需要茅廁的用戶另行選址，成功化解了兩家關于茅廁使用權、所有權的歸屬糾紛。

記者：聽說您退休后還擔任過人民調解員，在矛盾糾紛調處第一線奮斗了一輩子，一定有很深的感觸吧。

閆紅瑞：2017年退休后，出于對群眾工作的一種特殊情懷，我又擔任了7年的專職人民調解員，經常遇到的糾紛有關婚姻家庭、相鄰糾紛較多，其次是合同糾紛、侵權糾紛等。我主要負責婚姻家庭糾紛，這幾年大概調解了數百件婚姻家庭類糾紛。回想起來，每一個當事人，我都把他們當作家人，每一個案子，我都當作自己的家事去辦，我認為，這種將群眾的事當作自己的事來辦的工作態度，也是“楓橋經驗”的運用。

35年人民法院工作、11年人民法庭工作、7年人民調解員，回望當年的崢嶸歲月總會有很深的感觸。“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這是一面代代傳承的光榮旗幟，我相信隨著時代發展，“楓橋經驗”這一發端于基層的治理經驗將與時俱進，不斷豐富精神內涵，持續釋放治理效能，展現出永不褪色的魅力。

創建“楓橋式人民法庭”的鮮活實踐

記者：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王院長，我們了解到您在澤州法院川底法庭工作期間推動建立了“和事佬”調解室，當初是出于什么考慮？效果怎么樣？

王建國：在“楓橋經驗”傳承發展的60余年里，人民法院依靠群眾、調解為主的初心始終沒有改變。我們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結合當地實際，創建了“和事佬”調解室，旨在通過非訴訟方式促推社會矛盾糾紛公正、高效、實質性預防化解。

“和事佬”調解室秉承“法為據、理為公、謙為上、和為貴”的理念，主要由法院特邀調解員、村級調解員、鎮級領導、律師及多部門聯動，形成調解“智囊團”，通過串門促和、坐堂問診、信息反饋、糾紛回訪等舉措，確保調解工作的規范與高效。

創建初期，我們先從試點起步，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地區或法庭先行先試。2018年，澤州法院在川底法庭試點成立了“和事佬”調解室，并取得了明顯成效。從2018年到2021年，川底法庭“和事佬”調解室訴前調解各類糾紛452件。如今，這些成功經驗被復制推廣，澤州法院成立了多處“和事佬”調解室，將司法觸角延伸到鎮街、村社等社會治理末端，將矛盾糾紛預防在苗頭、化解在基層。

記者：在川底法庭“和事佬”調解室處理的糾紛中，印象最深刻有哪些？

王建國：印象深刻的案例太多了，有一個“老信訪”變身“和事佬”的案子。川底鎮的焦某曾經是一名“老上訪戶”，當地黨委多次和法官、“和事佬”到焦某家里協商，對其生活進行救助，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最終，在法官、“和事佬”的用心調解和幫扶下，焦某與對方達成了和解。案結事了后，焦某主動要求加入調解員隊伍“現身說法”，積極參與化解信訪案件。

還有的當事人“輸”了官司卻給法庭送來錦旗，申某是一起離婚案件的當事人，法官、“和事佬”從有利于孩子成長的角度進行了四、五個小時的調解，將撫養費、探視權、財產歸屬等問題都做了妥善處理。申某被打動了，給法庭送了一面印有“公正司法、清正廉潔”的錦旗，他說“雖然調解協議沒有達到我的預期，但看著你們為了這個事沒日沒夜加班加點，我心服口服！”

記者：2022年您來到沁水法院任職，我了解到沁水法院也有自己的一套做法，那就是“趙樹理調解工作法”。

王建國：是的，沁水縣是人民作家趙樹理的故鄉，沁水法院深入挖掘趙樹理調解文化理念，通過閱讀文集、走進故居、調研感悟，發現趙樹理善做群眾工作、始終站在群眾立場。他在《抗日根據地的打官司》一文中寫道“一星期完了案，地界斷清，總共沒有花夠六角錢。”充分體現了根據地公正、效率、便民的司法理念，與當前“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要求是一脈相承的。

沁水法院從趙樹理文學作品《三里灣》中提煉出“常有理”“惹不起”“鐵算盤”“能不夠”“小反倒”“糊涂涂”6個典型人物，提煉出“先看戲、后說事；先算賬、后了事；先放氣、后說理；先把脈、后治病；先戴帽、后和好”的“趙樹理調解工作法”，針對不同類型糾紛靈活運用，結合不同的當事人因案施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三年，沁水法院調解各類糾紛3300余件。

沁水法院“樹理調解室”法官、調解員正在調解糾紛

記者：在運用“趙樹理調解工作法”化解糾紛的實踐中，創建了哪些機制？這些機制運行效果怎么樣？

王建國：沁水法院立足預防、立足調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層，在鄉鎮黨委領導下，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推動建立“三長會商”聯動機制，具體包括矛盾糾紛流轉銜接、聯合化解、業務培訓等“六項機制”。同時，構建工會、婦聯、網格員、村干部等共同參與的“3+N”聯防聯動聯調格局，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將矛盾糾紛止于未發、化于無形。

“三長會商”聯動機制在促推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多元化解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來講一個例子。端氏法庭在處理案情復雜且涉及多方的一起墳塋遷移案時，啟動“三長會商”機制，派出所民警現場維護秩序，司法所在尊重當地喪葬習俗的前提下，先行調解遷墳選址、日期等矛盾，法庭重點對賠償標準、賠償對象、賠償方式等組織各方協商，在多方聯動下，這起糾紛在6個小時內成功化解。

新時代“楓橋經驗”常踐常新、創新發展

記者：張庭長，您是如何理解和把握“楓橋經驗”核心內涵的？在法院立案工作中，有哪些創新的探索和實踐？

張沁萍：“楓橋經驗”在不同時期不斷演進，每個時期都有新的內涵，體現了與時俱進。我認為其核心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緊緊依靠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始終是“楓橋經驗”的不變靈魂、根本保證，要充分發揮各級黨委在社會治理中的領導核心作用。二是堅持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通過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解決群眾自己的事情。三是源頭預防為主，建立預警機制，早發現、早化解，以防為主，多元共治，強調矛盾糾紛就地實質化解。四是服務為先，以群眾需求為導向，積極回應群眾關切，解決群眾實際困難，提升群眾滿意度和獲得感。

晉城法院將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作為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根本，聯合公安、檢察、司法等多家單位，制定了《多元化解矛盾糾紛實施方案及任務分解》，推動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運行，實現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和多元化解。同時，利用科技手段推進“共享法庭”建設，不增編、不建房、快落實、廣覆蓋，以“一根網線、一塊屏”為標準配置，將司法觸角延伸到鎮街、村社，真正讓人民群眾“不跑一次、不跑一地”，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優質訴訟服務。

晉城中院訴訟服務大廳導訴員正在介紹

記者：數字科技使“楓橋經驗”如虎添翼，我了解到晉城法院注重“科技賦能”，老百姓來立案“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

張沁萍：是的，新時代“楓橋經驗”以群眾路線為一以貫之的靈魂，數字科技在社會治理中展現出了獨特的創造性和優越性。晉城法院著力打造智慧一站式、立體化、綜合性訴訟服務中心，利用互聯網技術推行網上立案，當事人只需在網上提交符合要求的材料，即可直接登記立案，實現了立案工作“零跑腿”，今年以來，晉城兩級法院網上立案10851件。目前，全市22個法庭正在全面推行立審執一體化，“一條龍”落實法律咨詢、立案登記、案件調解、審判執行等司法服務，“一攬子”解決群眾司法需求，構建起“全覆蓋、全功能”的基層司法服務網絡。

我們搭建了“勝訴即退費”數字系統，減少退費材料、簡化退費流程、改革文書模板，打通審判管理系統、訴訟費管理系統、執行系統，實現訴訟費“主動退、線上退、快速退”。積極推行“當事人一件事改革”，兩級法院全面開通“院長熱線”，訴訟服務窗口推出“帶班幫辦”制度，設立“辦不成事”反映窗口，面對面接受群眾咨詢，提供兜底服務，推動“辦不成”變為“辦得成”，“辦不了”變為“辦得好”。

晉城中院訴訟服務大廳工作人員正在為當事人答疑解惑

記者：最高人民法院要求，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做深做實“抓前端、治未病”，促推矛盾糾紛源頭治理、依法治理、協同治理。晉城法院在這方面進行了哪些探索和實踐？

張沁萍：晉城法院立足司法審判職能，積極融入黨委領導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與有關部門形成工作合力，展現了各自獨特的創新實踐。比如，高平法院與當地街道辦事處成立“法治社區共建點”，陵川法院構建了“網格吹哨、調解報到、法官指導、接訴即辦”的糾紛預警化解格局，陽城法院返聘退休法官創立“夕陽紅”調解室。晉城中院各黨支部由員額法官、法官助理和書記員進企業、入鄉鎮，與各村居、企業結對，提供法律咨詢、業務指導、糾紛化解等多元司法服務，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以晉城市城區法院為例，2022年8月，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指導下，政法委統籌協調，建成了市域社會治理中心，整合人民調解、訴前調解、信訪接待、法律援助、行政復議等19家單位入駐，由法官、調解員等組成“調解人才資源池”，對群眾合法合理訴求“一站式”解決。同時，城區法院與26家行政及行業調解組織、72名調解員對接，充分利用“智慧司法服務”，讓群眾在家門口就能解決糾紛。

人民滿意是一條走不完的路，“楓橋經驗”是一本讀不完的書。下一步，晉城法院將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為促推社會治理現代化貢獻法院力量。

來源：山西高院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