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的概念。從此，這條神秘而古老的通路被喚醒、被發掘、被研究，敦煌、酒泉、玉門關……一個個古老的地名，張騫、玄奘、馬可·波羅……一個個彪炳史冊的人物，總會引起人們的無限遐思。1987年，敦煌莫高窟和長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14年，“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黃河以西、祁連山下、朔漠之南，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孔道河西走廊。敦煌莫高窟、榆林窟、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河西先民兩千年生產生活留下的豐厚文化遺產，需要后人的傾情守護和永續傳承。

9月3日，甘肅省瓜州縣檢察院檢察官劉雯、謝夢迪同該縣文物保護與利用中心副主任謝延明到榆林窟查看石窟保護情況。

憑君傳語報平安

——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解決文物保護難題

今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甘肅考察時指出：“甘肅歷史文化積淀深厚，紅色文化資源豐富。要傳承好紅色基因，加強文化遺產保護，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設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和敦煌學研究高地，建設好長城、長征、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為現代化建設注入強大精神力量。”

撫今追昔。回想百年前，國弱民孱，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奧登堡等紛紛闖入敦煌，攫取大量文獻、壁畫、彩塑，以至于今天開展敦煌學研究有時還需到外國博物館、研究機構查找相關文物資料。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與大力支持下，在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一代代敦煌學人篳路藍縷的接續奮斗中，敦煌莫高窟文物保護和學術研究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絲路菁華重新綻放光彩。

進入新時代，文物保護的火把傳到了今人手中。全國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部副部長汪萬福講述了這樣一件事：

敦煌莫高窟所在的三危山附近，自1982年修建敦煌機場開始就有人開采石料，炸山采石、亂挖亂堆、粉塵污染危及莫高窟文物安全和景觀環境。按照《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下稱《保護規劃》）劃定范圍，有5家石料廠在建設控制地帶內。

相關行政部門采取罰款、停產等措施督促整改，但由于采礦權在《保護規劃》2011年發布前就已設置，石料用于保障敦當高速、敦柳高速等重點項目建設等原因，一直未能得到徹底整改。

2020年，敦煌市檢察院在開展國有文物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專項監督活動時發現該線索，遂加強與敦煌研究院及敦煌市文物保護、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等部門的溝通協作，通過“檢察建議+訴前磋商+聯合執法+督促整改”的方式，督促相關行政部門依法履行監管職責，共同制定可行性整改方案，最終石料廠順利完成搬遷和地貌環境修復。

“檢察機關發揮公益訴訟職能，在推動國有重點文物保護的同時，也注意依法保護民營經濟的綠色轉型發展。”汪萬福說。

河西走廊不僅坐落著莫高窟、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等一座座璀璨的地上文物寶庫，在地下還秘藏著數量龐大的魏晉時期墓葬，尤其是其反映農桑畜牧、宴樂狩獵、庖廚兵屯等生活場景的彩繪磚，不僅是研究當時社會生活的實物資料，也填補了中國美術史上魏晉繪畫作品稀少的缺憾，被譽為“世界最大的地下畫廊”和“古絲綢之路上的百科全書”。其中，果園—新城墓群是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0余座墓葬分布在酒泉、嘉峪關65平方公里的戈壁灘上。

今年4月，酒泉市肅州區檢察院受理了李某等人故意損壞文物案。經查，2022年6月至9月間，李某的公司擅自在果園—新城墓群的保護范圍內用大型機械采挖砂石料用于修路，挖出一個長240米、寬50米、深3至5米的大坑，并將坑內一座古墓徹底損毀。

“我們在辦案中還發現，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對轄區國有文物保護不到位，未依法履行審批職責。”肅州區檢察院檢察長呂玉琴曾任酒泉市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部門負責人，對公益訴訟案件線索非常敏感。“經過公開聽證，并邀請人民監督員參與，我院向相關部門公開宣告送達檢察建議，同時抄送其他文物保護協同部門。”她說。

日前，肅州區檢察院對該案依法提起公訴，目前案件正在審理中。文保部門、當地鄉政府也及時對果園—新城墓群采取了保護措施。

“檢察機關是我們的堅強后盾，當我們遇到相關單位不作為、盜采砂石、歷史違建等啃不動的‘硬骨頭’時，檢察機關會給我們強有力的支持。”肅州區文旅局副局長柴東林說，檢察機關依法辦案，也可以提升屬地鄉鎮、街道及周邊群眾的文物保護意識。

酒泉市文物局黨組成員馬濤有法院和政府法制部門工作的經歷，對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文物保護工作有深刻認識：“檢察建議、提起訴訟等司法辦案的‘剛性’，可以有效推動相關責任單位按照文物保護法等法律規定履行職責，提升文物保護的效率和效果。”

今年5月，酒泉、嘉峪關、張掖、金昌、武威等河西五市檢察機關印發《關于聯合開展“一帶一路”河西段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專項監督活動的實施方案》，重點圍繞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長城、石窟寺等辦理案件，糾正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和不作為，打擊侵害文物和文化遺產違法犯罪行為，推動文物和文化遺產搶救性、復建性、預防性保護。

一片冰心在玉壺

——通過辦案凝聚共識、

擴大文物保護“朋友圈”

“苜蓿峰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這首《題苜蓿峰寄家人》，是唐朝著名邊塞詩人岑參任伊西北庭度支副使時，巡行到今甘肅省瓜州縣苜蓿峰寫下的。

千年后的今天，在苜蓿峰上仍可看到唐時烽燧、塢障遺址，其中烽燧殘高6米，夯土版筑，被稱為苜蓿烽遺址，2023年被確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苜蓿烽遺址在歷史上對維護東西方交通順暢及河西政權穩固發揮過重要作用，對探究唐代中原與西域的文化交流及瓜沙地區各族群活動軌跡具有重要價值。”瓜州縣文物保護與利用中心副主任謝延明介紹道。

然而，今年1月，瓜州縣檢察院在開展長城保護檢察監督“回頭看”專項活動中發現，苜蓿烽遺址標識仍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且未設置文物安全責任公示牌，保護圍欄門未上鎖。該院遂向文物部門及相關鄉鎮發出檢察建議，督促其履行主管職責和屬地職責，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整改。相關單位迅速采取措施，保護文物安全與歷史風貌。

不同于我國東部地區崇山峻嶺之巔磚砌石壘的長城，河西走廊的長城多為黃土夯筑，而漢長城為一層紅柳、蘆葦、芨芨草，一層砂礫、塊石疊壓而成。兩千年勁風黃沙的侵蝕，早已將當年高大雄偉的長城打磨得只剩一兩米高，有的地方甚至已退化成一道土埂、一條便道，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

位于玉門市的上回莊堡遺址是漢長城的附屬設施，雖部分坍塌，但外部輪廓尚完整。今年3月，該市檢察院在巡查中發現該處遺址未按要求設置文物保護標識和安全責任公示牌，也未采取架設圍欄等保護設施。

“我們在現場看到大型車輛的車轍，保護范圍內還有垃圾堆。”玉門市檢察院檢察長劉才說，該院遂向文物部門、相關鄉鎮發出檢察建議，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成。

“荒漠戈壁中的長城受到的人為擾動較少，但在人類活動密集的地區，行車、走路、放牧、耕作、墓葬都可能對長城本體造成破壞。在專項活動中，我們就公益訴訟立案18件，起訴2件。”酒泉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晉方說。

王晉方提到的專項活動，是2020年甘肅省檢察院與省文物局聯合開展的國有文物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專項監督活動。今年年初，甘肅省檢察院又聯合省文物局開展長城保護檢察監督“回頭看”。

酒泉市境內長城總長845.6公里，其中漢長城763.4公里，明長城82.2公里。三個月時間，檢察官與文保人員將烽燧、關堡、壕塹踏查了一遍。

“有的長城位于雅丹地貌區，就是俗稱的‘魔鬼城’，處處看起來像殘垣斷壁，人走進去很容易迷路。”敦煌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程亞娟說道“回頭看”的情況：“我們找了一位西云觀的道長做向導，他戶外經驗豐富。我們是在辦理西云觀公益訴訟案時熟識的。”

西云觀是敦煌唯一的道教建筑，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敦煌市檢察院會同文物部門走訪時發現，西云觀沒有專門的消防通道，消防設施不符合規定，遂向相關部門發出檢察建議，督促消除了安全隱患。

通過檢察辦案凝聚共識、擴大文物保護“朋友圈”的故事，還有很多。

家住敦煌市河州堡村的老李，相傳祖上是清朝雍正年間官府組織移民實邊從河州（今甘肅臨夏）遷來的。河州堡遺址大部分夯土堡墻保存較完整，然而風蝕、耕作也讓墻基不斷受到侵蝕，凹進去約30公分。

“如果耕地距堡墻很近，會對文物本體造成損害。比如灌溉，由于我們當地的水鹽堿含量高，灌溉用水洇到夯土墻上，會造成墻體反堿、酥化。”敦煌市文物保護中心主任、敦煌博物館館長石明秀解釋。

包括老李在內4家農戶的耕地、葡萄園距堡墻只有一地埂之隔，遠達不到20米至30米的保護范圍要求。但簡單讓農戶耕地向后退也不符合法治精神——他們的耕地早已確權。

為此，敦煌市檢察院通過召開聽證會，向文物部門、鎮政府發出檢察建議等方式，最終促成共識——農戶耕地向后退出保護范圍，文物部門聘請老李等擔任基層文保員，每年發放2000多元工資作為補償。

“現在到我們河州堡旅游觀光的人也不少，如果有人踩踏堡墻，我會及時制止。”老李說。

行到安西更向西

——新技術、新機制為文物保護

架設“安全護欄”

河西走廊燦爛的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游牧民族、農耕民族都在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肅北蒙古族自治縣的大黑溝巖畫為戰國至漢代生活在這里的游牧民族所刻畫，190多幅巖畫綿延在數公里的草原上，有射獵、放牧、乘馬作戰等場景，也有梅花鹿、大角羊、野牛、野駱駝等動物形象，是了解河西走廊古代游牧民族歷史的重要資料。

肅北縣檢察院在一次同縣人大的實地調研中發現，有牧民在大黑溝巖畫保護范圍內、巖畫最密集的區域拉線測量，準備修建羊圈。與牧民了解后得知，該地位于其自家草場內，附近并沒有文物保護標識，他們不知道這是文物，更不知道文物保護范圍、建設控制地帶。

“我們向文物部門發出檢察建議，督促盡快設立標識。”肅北縣檢察院檢察長朱巖說，隨后文物部門設立了標識，并引導牧民在他處修建羊圈。

為進一步加強文物保護的協作配合，2023年9月，該院與公安、法院、文物及相關鄉鎮建立“發揮檢察公益訴訟職能推進文物保護聯動工作機制”。

河西走廊地域廣闊、文物分散，日常巡查難度較大。就拿肅北縣來說，最遠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馬鬃山玉礦遺址距縣城有500多公里。

曾任肅北縣人大常委會代表人事工作委員會主任、肅北縣博物館館長的艾爾登回憶十幾年前的情形：“以前交通、通信不方便，基層文保員發現文物被破壞的情況后無法及時上報，只能趁著到縣城辦事的機會報告。”

現在則有科技加持。“基層文保員平時巡查文物點位時要在‘酒泉文保’小程序上打卡，顯示坐標數據，上傳實時照片，我們也可以通過衛星照片監測文物本體及周圍環境的變化。”馬濤說。

“今年年初，我們用無人機、激光測距儀、定位儀等對轄區104.5公里漢長城遺址，近40處烽燧、關堡、壕塹完成證據固定，為后續長城保護留存了資料。”劉才說，該院還與相關部門會簽《玉門市國有文物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專項活動方案》，對轄區126處文物進行排查，推動問題逐一銷號。

“甘肅文化底蘊深厚，文化資源富集。”甘肅省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沈澗表示，檢察機關將緊緊圍繞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規劃，服務保障長城、長征、黃河三大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服務保障以敦煌文化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態保護區、以始祖文化為核心的隴東南歷史文化保護區、以黃河文化為核心的隴中特色文化保護區“三區”建設，助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